孔子论的创业方法(孔子的开创性工作的原则是什么) -凯发官网首页

孔子的开创性工作的原则是什么

我国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极少数能广受肯定，他们要么是鼎盛王朝的开创者，如刘邦、刘秀；要么文治武功强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历代众多大家眼中，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才是千古明君的标杆：

他是《史记》中评价最高的皇帝，司马迁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钱时、邱濬、谢肇淛、曾国藩等人都认为他是“三代以来最贤君主”；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当然，他也是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其他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汉宣帝）。

汉文帝的明君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只有开国、打仗才是历史功绩。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登上了舞台，其后又用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了众多阻碍西汉王朝发展的矛盾，为强汉的出现开启了可能。

孝文帝刘恒幸运登上帝位，是西汉统治阶层剧烈矛盾的产物

刘恒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捡漏王”，他之所以能幸运登上帝位，“得益于”西汉统治集团矛盾的白热化。

当初刘邦死后，西汉朝廷的大权归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吕后之手。为了巩固权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吕氏外戚的势力，一手打压、削弱刘氏宗室。高压的环境下，除了惨遭不幸的戚夫人、刘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而时任代王的刘恒和母亲薄姬，则因卑微的出身、低调的为人，得以安然无恙地待在远离权力漩涡中心的代地。

吕后在世期间，虽然有违背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的过界行为，但一来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动，二来她保证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但吕后并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后，仍霸占西汉权力中枢的吕家“官二代”们已经成了功臣、宗室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80年，吕氏全族“被叛乱”，遭到了周勃、陈平以及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人的联合诛杀。

就像吕后临终前指出的那样：“今吕氏王，大臣弗平”，这一事件其实是功臣、外戚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总爆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陈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动发起的宫廷政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道德优势，才显得合情合法、理直气壮。

在这之后，围绕着“拥立谁为皇帝”的收尾工作，掌握了大权的功臣们很费了些脑筋。当时的四大人选如下：少帝刘弘、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但少帝是吕后所立，长大后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首先排除；淮南王年纪太小、舅舅家太凶悍，排除；而在诛吕中立下功劳的齐王理论上最适合，但一来他性格强势，二来舅氏名声不佳、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随之也被淘汰。

经过详尽的分析斟酌后，原本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成为了首选，他为人低调、“仁孝宽厚”，而且母亲一族风评“谨良”，于是幸运地被周勃等人迎立为新一任皇帝。

虽然因矛盾而幸运捡漏，但这些矛盾也注定了刘恒的皇帝宝座并不好坐。

功臣们斟酌再三、殚精竭虑挑选皇帝，核心述求就是为了有效保证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挑选一个成年且口碑较佳的宗室子弟；

但这件天上掉馅饼般的好事，却让刘恒心生狐疑。在接到来自长安的邀请后，刘恒召集部属开会，不少人对周勃等人的小算盘极为怀疑：“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即这些功臣老将精通军事、 深谙权谋，出于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请刘恒为帝，野心勃勃、不好对付。

其后经过亲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点后，刘恒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进京；而随后在长安附近的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较量、试探后，刘恒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汉文帝的为政既不能毫无作为，否则即有可能沦为傀儡；又不能过于刚猛直接，要不然后世海昏侯被废的尴尬一幕极有可能提前上演。如何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双方的权利平衡、维持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对汉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极高要求。

汉文帝这样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软化硬、无为而有为

之前远在代地的汉文帝，其实是法家理论的拥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来以刚猛、直接、不讲情面而闻名，秦朝的灭亡正是与此相关。

但汉文帝的强大之处在于，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够控制自己原本的理论倾向，改为运用谋略、智慧加以应对，巧妙地软硬结合、胡萝卜加大棒。

进宫后，他一方面让亲信宋昌、张武统领禁军、安抚皇宫，另一方面对诛吕事件定性：“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顺势对功臣、宗室大加褒奖。

正式即位后，陈平、周勃、灌婴等元老仍旧被委以要职，同时还与宗室诸王一同被重重赏赐，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万户、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每人加封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其他参与诛吕的人员也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但在局面稳定后，汉文帝就通过迂回、柔和的方式劝退功臣集团的骨干人员、收回皇权。

比如对于元老派的实际首领周勃，汉文帝起先让人对其进行暗示、游说，以“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的措辞，提醒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周勃应当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愿下野后的第二年，因为陈平去世，汉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团内部交替”的印象，对元老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抚、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于多次发生日食，汉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对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实际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职位转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逊色的灌婴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对于反对者，汉文帝则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起兵，汉文帝下诏只追究元凶，许诺对顺从朝廷的济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乱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对方的斗志。

而对于自己的嫡系，汉文帝同样采用艺术、柔和的处理方式。当初在代地的亲信张武受贿，他没有简单的付诸司法部门，而是当众对其大加赏赐，等于告诉对方：你要是缺钱，可以找我要，干嘛干出受贿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张武无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触动，担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约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杀害朝廷使者，汉文帝于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为其哭丧，迫使薄昭无奈自杀。

通过以上这类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汉文帝稳步收回了皇权、缓和了汉初统治阶层的激烈矛盾，使西汉王朝步上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上，为文景之治的创造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层面的矛盾，汉文帝开创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汉相争长久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局面，汉初刘邦、吕后在位时致力于发展生产、恢复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外有匈奴无穷尽的索取，内有日益严重的剥削、奢靡之风，导致朝廷国家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同时，汉随秦制，秦朝时期的严刑峻法治理模式引发朝廷与百姓对立；西汉初年，出身秦朝官吏系统的萧何编订了《九章律》，虽然本着“约法省禁、蠲削烦苛”的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还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条款；但总体而言仍与秦律类似，法律原则、指导思想、定刑标准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治国层面，汉文帝即位时面对着两大矛盾：老百姓对于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对长期以来残酷刑法的排斥。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文帝的思路是“毋烦民”。

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于提高汉王朝百姓的生存环境、生活水平，注重社会满意度，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统治有序。

在经济方面，采用天才政论家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主张，以减田税、轻徭役等降低负担的办法，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两次下令把土地税由1/15减到1/30，自此之后，这一税率就成了汉代定制。在公元前167年，鉴于国库丰盈，他甚至还下令免去当年全部田税。

此外，汉文帝还“偃武兴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为三年一次，极大缓解劳动力压力；开放原本归属国家的山川鱼泽、准许私人采矿，甚至允许民间铸币。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民间负担、避免滋生盘剥的土壤，汉文帝在位23年，从头至尾厉行节俭、生活标准从未提升，“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发现任何对百姓的不便之处，一律立即纠正；赏赐功臣毫不吝啬，但自己修建露台，听说需要花费百金就立即停止；虽然身为皇帝，但除了重大场合，他随时穿着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不准身穿长衣；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内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历代惯用的金、银、铜、锡等。所以朱熹称赞：“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汉文帝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及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实现了极大恢复与发展：“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让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领域，汉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位当年，他就力排众议，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牵连的制度，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时代的进步，具有超前的法治精神。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废除了肉刑，即对于犯人不再动辄砍手、跺脚，而是改为鞭、杖责打。这些举措，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紧张的阶级矛盾。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对民间的孤独老人、贫苦百姓进行赈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以下的孤儿经常获得朝廷配给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资。每当发生灾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标准、减少官员数额，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此外还听取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国库收入。

后来把中国大一统王朝推向第一个顶峰的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自然是因为汉随秦制；而“王道”，其实就是先秦思想家所主张的仁德治国，汉文帝正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

秦朝凭借严刑峻法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但也正由于过于信奉这一法宝而二世而亡。汉初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无奈之举，无法形成一种有效凝聚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结合对秦朝、汉初统治经验教训的总结，开创性地将仁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混战以来，虽然无数思想家呼号奔走，但直到这一时期，仁德的治国理念才得到首次尝试与践行，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治国理念一次有效矫正，也是大一统治国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开创。它给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权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极大加强了新秩序的稳定性，可谓是一伟大创举与改革。

综上咱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汉文帝仿佛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虽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纵横捭阖、文治武功，但就治国成就而言，他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成功的帝王之一。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汉武帝刘彻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如果没有爷爷汉文帝提供制度、思想、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基础，压根就无从谈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会产生“强汉”这一伟大的朝代。

孔子开创性工作,赞周礼

孔子年轻的时候，对周礼的知识已经很熟悉了，可是他仍旧不断地努力钻研。

有一回，他去参加太庙里的祭祀典礼，由于是第一次碰上，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见到每一项礼节、每一件祭物，都虚心地向内行人打听。有人嘲笑他：“谁说这个陬邑大夫（孔子的父亲做过的官职）的后代懂得礼呢？瞧他这没完没了地问，大概什么也不懂。”孔子听了却很坦然：“不懂就问，这正是礼呢！”

祭祀结束后，人们要回家了，可他还抓住人家的袖子不放，非要问个明白才行，弄得大家都些不耐烦了，便称他是“每事问”。孔子听见了心里还挺高兴哩。“每事问”怎么不好？难道不学不问还能从天上掉下知识来不成？就这样，执着的孔子很快对周礼达到了精通的地步。在他30岁的时候便有人专门向他学习周礼了。

孔子开创性工作的基本原则

《十三经》是自西汉至北宋间逐步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从孔子删订“六经”，到最后形成“十三经”，中间经历了西汉“五经”、东汉“七经”、唐代初期科举“九经”、唐中期“十二经”到北宋“十三经”等演变阶段，前后历时1600余年之久。这是一个怎样的演变过程呢？

一、从周“六艺”到孔“六艺”

周“六艺”，指中国周朝贵族教育体系中的六种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礼，就是周代的礼仪；乐，指音乐；射，是射箭技术；御，是驾驭马车的技术；书，指书法、文学；数，是算法，包括数学等科学知识。这六种技能，都是贵族阶段日常事务中所必需掌握的才能。所以当时贵族子弟必须先习此六艺，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贵族。

每种技能，各成系统。《周礼·保氏》介绍这六种技能为：“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具体为：礼艺五科：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乐艺六科：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六套乐舞；射艺五科：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种射箭的方法；御艺五科：鸣和鸾、逐水曲、舞交衢、过君表、逐禽左五种情况下驾驭马车的技能；书艺六科：象形、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假借；数艺九科：方田、栗布、差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方程、勾股。

孔子致力教育，以“六艺”《诗》《书》《礼》《易》《春秋》教授学生。《诗》又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主要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各地诗歌；《书》即《尚书》，为了古历史文献的汇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直到春秋中期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易》为了古代占笠的书，相传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合称《周易》；《礼》即《礼仪》，主要是士大夫交往的礼仪规范；《乐》是举行各种礼仪所用的音乐；《春秋》为鲁国的史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

这六部古藉并非孔子所做，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对它们进行一番整理，修《诗》《书》《礼》《乐》，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撰《春秋》。

《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引发人的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是用来解释宇宙万物变化的，《春秋》用来阐明道义。

孔子的“六艺”与周“六艺”相比，去掉了射、御、数三艺，增加了《诗》《易》《春秋》。前后“六艺”变化的原因，有人认为孔子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贵族教育，对射、御、数是陌生的，自己不很懂，就没法教学生。我认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不是孔子改老六艺为新六艺的初衷。孔子进行的不是贵族教育，他招生的原则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学，学生来源不受身份、阶层的限制；孔子进行的不是基础教育，不是教幼儿识字，而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教育。他的学生都是成年人，都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生活阅历，至少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孔子进行的不是职业技能教育，而是传授道术，传授一种理念，揭示事物内在的规律。舍弃射、御、数这三种具体的技能，增加《诗》《易》《春秋》，正是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教育家的伟大之处。

二、从春秋末年的教科书的《六经》到西汉中期儒家经典《五经》

孔子的“六艺”，后被其门徒奉为《六经》。马一孚先生认为：“经者，常也，以道言谓之经；艺犹树艺，以教言谓之艺。”“常”即经常、始终存在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规律。《六经》为儒家经典，在其他领域，各有经典。如道家的《道德经》；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地理学经典《山海经》等等。

在春秋末期儒家经典形成后，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在之后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争霸天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并不吃香，没有多少市场，也没人给予重视。秦灭六国，靠的是法家，西汉初期的振兴，依靠的是道家。直到战国结束百年后的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战略，儒学典籍才从诸子学说中脱颖而出，成为朝野上下取法的圣经宝典。由于在秦焚书坑儒时《乐经》不存，汉武帝把《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立于学官，为五经。自此，儒家思想由民间学派上升为国家意识，“五经”也由一家之言成为汉代儒家经典。

汉武帝罢黜原有的诸子传记博士，唯立五经博士；初设明经科，作为察举中的重要环节，把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和政权相连，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致使儒家以外的诸子学说因无进身之路而日益衰微。这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后世儒学虽然受到佛学、道家学说的冲击，但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在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时期，都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儒家经典在《五经》的基础上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从西汉《五经》到东汉《七经》

东汉时期，由于孔子地位的上升，阐述孔子思想的《论语》被列为儒经；由于“以孝治天下”，成书于秦汉时期的《孝经》，也上升为儒经。儒家经典由五部增为七部。

四、从东汉《七经》到唐初《九经》

唐代以科举取士，科举之“明经”科，就是考察读书人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唐朝初年著名学者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以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其中所谓“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经典，这跟汉代的“五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汉代“五经”之《礼》指的是《仪礼》，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唐代则变成了《左传》。

唐初，儒经又增加了《周礼》、《礼记》，并将解《春秋经》的《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入经，加上原有的《书》、《书》、《诗》三经，合称《九经》。《九经》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范围，但不是全考。将《礼记》、《左传》称大经，《诗》、《周礼》、《仪礼》称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称小经；通三经者，需通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二经者，需通大经一部加上小经一部，或取中经两部。

唐初儒家经典的变化特点，一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全部入经。《周礼》是三礼之首，主要记载周王朝以及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制度；《仪礼》讲述古代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偏重于行为规范；《礼记》主要是研究仪礼的学书论文，对《仪礼》的解释、对古代礼仪制度考证等内容。三礼成书有先后，内容各有侧重，不能互相代替，因而，在唐代“三礼”均视为儒家经书，使《礼经》的内容更全面。

第二个特点是，以“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代替《春秋》。《春秋》只有一万八千字，记录了春秋时期鲁国242年的历史。由于《春秋》经文言简义深，若无注释则难以理解，所以，后人纷纷对《春秋》进行解读，最著名的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公羊传》和成书于西汉的《榖梁传》。历代学者研读《春秋》，没有春秋传的帮助，是非常困难的。“春秋三传”入经，属于把解经之书再入经。对“春秋三传”后人又有许多注疏。

第三个特点是，唐初增为九经，只是在汉五经范畴内的内部扩展，并不包含东汉时期已列入儒经的《论语》和《孝经》。这种情况到了唐中期发生了变化。

五、从唐初《九经》到唐中期《十二经》

公元830年（太和七年），唐文宗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介等用楷书分写，花费大约七年时间，把儒经刻石。到公元837年（开成二年）完成，史称《唐开成石经》。这次儒经刻石，除唐初九经外，又加入了《孝经》、《论语》、《尔雅》，儒经由九经增至十二经。其中《孝经》、《论语》是东汉之后第二次入经，而《尔雅》则是首次入经。

六、从唐《十二经》到南宋《十三经》

北宋时期，把《孟子》一书入经，儒家经典《十三经》正式形成。

《孟子》是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的著作，书中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思想观点和政治活动，主要阐发了以天赋的性善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和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孟子》一书，从战国时成书到宋代时入经，期间经历了一千余年。其原因主要在于孟子不是儒家开创性人物，其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具有独立性。《孟子》一书及孟子本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运动”。

《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东汉时《论语》入经，《孟子》“传”的地位并没有变化。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人物开始，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席贡把《孟子》刻石入蜀石经。这是儒家石经中首次镌刻《孟子》，儒家“十三经”自此也全部汇齐。随着《孟子》一书入经，孟子本人的地位也迅速攀升。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配享孔庙。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纵观“十三经”的形成过程，我们仿佛可以有如下总结：

1.孔子对古籍删改后形成的“六经”，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是“十三经”的根本。西汉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的主流地位，同时也为儒学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当然，这些人为因素并不是儒学长期繁荣的根本，儒学的政治观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其伦理观在民间各阶层也有广阔的市场，说到底，儒家十三经的形成，最终起作用的还是儒学内容本身。

2.儒经从西汉时期的《五经》发展到北宋时期的《十三经》，新增加的部分，绝大部分还是围绕着《五经》而展开。《礼经》中增加了《周礼》和《礼记》，形成“三礼”；《春秋经》展开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形成“春秋三传”；新增加的《论语》被视为辅翼《五经》的“传”或“记”，《孝经》是对《论语》中“孝”思想的丰富，是对孔子思想局部的继承和发展，而《孟子》则是对孔子思想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新增加的《尔雅》则是学习《五经》的工具书，是打开经书大门的钥匙。

3、儒经的发展过程也是“经”的概念扩大化的过程。本来只有“五经”才是“经”，但《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以及《春秋》三传等“传”，还有《礼记》等“记”，都因为其内容逐渐得到重视，也慢慢获得了“经”的地位。当然，这种变化也促进了儒经的普及。

宋代以后，“经”的概念扩大化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宋代就有人提议把《大戴礼记》也加进去，称为“十四经”。《大戴礼记》的篇章丢掉了一半多，与完整传下来的《小戴礼记》相比，也没有多少新意，况且历来不为学者重视，也就没有必要入经。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又提出“二十一经”的说法，就是在“十四经”的基础上，再加上《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七部书。这七部书内容虽然也很经典，但与传统儒经相比，还不够格。因而，“十四经”和“二十一经之说，并没有形成共识。

4.儒家《十三经》，均为周朝至西汉中期之间的作品。每本经都不是某个人的作品，均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经书大部分为三万字左右，最少的《孝经》不到两千字，最多的《左传》也不到二十万字。儒经微言大义，揭示并阐发了许多规律，其思想的丰富性、实用性、指导性，令人叹为观止，对人类思想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开创了什么学派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祖籍宋国栗邑。

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知人讲学的风气，倡导仁、义、礼、智、信。

孔子有弟子三千，比较著名的有七十二人。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就是说要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而在教育方面，孔子施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就是说根据不同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孔子的思想对中国的发展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的首位。

孔子开创了什么的先河

中国第一位老师不是孔子，也不是老子。

这个问题很多人应该都在问，因为孔子有天下第一师的称号。但这个“天下第一师”说的是孔子的教学成就而并非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教师。

孔子一生有两个梦想，一是成就自己想要的大同社会，所以他大半生都在从政，只是很可惜他的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自己的大同社会。他辅助君王，但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想要获得长久的和平还必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他也打过几次仗。可毕竟他只是一个文人，不是什么军事家，结果自然也就不如意。他的第二个梦想就是有教无类，便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教育好自己的国名，这个梦想在他在生并没有实现，倒是他的弟子们为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到汉代甚至达到了独尊儒术的高度。

但是中国第一位老师绝不是孔子，最起码孔子曾经向老子请教过。所谓一日为师便一是为师，真要追求其根本老子也算是孔子的老师。但是老子又有没有老师呢？而和老子一样辈分的还有郯子，苌弘，师襄这三人，他们三人毕竟也还有自己的老师。我们先看看孔子和这四个老师的故事。

苌弘博学多才，知天文地理，精星象音律，常与周景王交往，孔子在齐国久仰其名其才，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年）前往洛邑造访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

公元前523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

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逗留数日。

师襄，孔子的老师之一，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 《史记》里说他“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师文曾从他学琴，《史记.孔子世家》、《韩诗外传》也都说孔子曾从他学琴。

因此已经可以确定孔子不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如果再往前推算炎帝算不算呢？我们都知道皇帝坐拥天下，而炎帝教会了人们捕鱼打猎之类的生存能力。但其实炎帝也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位老师，因为在炎帝之前，巫师师也会教会人们同时期人们很多东西。

时间再往前说，中国的第一位老师是人类进化的最开始的那批人。他们为了生存而不断对自然进行了探索，慢慢掌握生存能力和生活经验，一步步的总结才会有今天的人们。

所以，孔子绝不是中国第一位老师，中国的第一位老师应该是一群人而并非某一个人。

孔子开创了什么思想

孔子是儒家创始人,他的思想核心是“仁”“礼”.

“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

1、孔子主张礼治,反对法治.礼的意义在古代甚为广泛,指国际间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婚、丧、祭、餮等典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论语·学而》)似乎周礼是千秋不变的规范.晋国铸了刑鼎,他尖锐地反对,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2、在经济方面,他反对封建的田赋制度而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田赋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日：‘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尔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3、孔子主张维护等级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合乎“礼”的等级制度.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跏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5、在伦理思想方面,孔子主张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据周礼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他的“仁”一般不包括劳动者.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曾子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在哲学上,孔子主张天命观.孔子主张天命,一次,他受到匡人的围困,他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万物无言的主宰者.孔子认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说话做事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把恢复周礼看做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7、在教育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8、在品德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

孔子的开创性工作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程潜

之所以称“人文初祖殿”，则源自于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程潜为黄帝陵题写“人文初祖”匾的故事。

人文初祖共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黄帝、帝壳、炎帝、大禹、蚩尤；还有一种说法指的是黄帝。大约4000多年前，以黄帝为首领的部落，住在中国西北部的姬水附近。黄帝死后葬于今陕西黄陵县桥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黄帝

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据说他是少典与附宝之子，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也有人称之为“帝鸿氏”。

黄帝死后葬于今陕西黄陵县桥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1938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程潜前往黄帝陵祭陵时题写“人文初祖”隶体匾额。现悬挂于黄帝陵轩辕庙大殿门楣上，为黄帝陵一景。从古至今，每年清明节，都有不少海内外同胞前往祭拜。

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黄帝在位期间，播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是战国时期儒家学派推崇的禅让。

炎帝

炎帝：中国上古时代神农部落首领。从神农开始至其后裔子孙，也是各部落联盟公推的天下共主，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

神农部落末代首领炎帝，姜姓，烈山氏，距今三千年以上生于烈山(今湖北随县烈山)。以后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融合，形成华夏族。黄帝之妻嫘祖之父孙姜雷为神农氏的第十一世孙(被封为六合方山侯，方山即今江苏南京六合方山，姜雷以山为姓，改名方雷)。